这是高適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。杜甫接到这首诗时，竟至“泪洒行间，读终篇末”（《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》）。
　　这首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，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，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。高適和杜甫早在开元末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，又同样落魄不偶。安史乱起，高適在玄宗、肃宗面前参预重要谋略，被赏识，境遇比杜甫好得多，曾任淮南节度使，平定永王璘的叛乱。由于“负气敢言”，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，被解除兵权，留守东京。乾元二年（759），出为彭州刺史。同年年底，杜甫流离转徙，到达成都，高適写立即从彭州寄诗问讯，馈赠粮食。上元元年（760），高適改任蜀州（治所在今四川崇庆）刺史，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。这时，高適年将六十，杜甫也将五十，他乡遇故知，短暂的聚会，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。到了上元二年人日这天，高適了这诗，寄到成都草堂。
　　全诗每四句一段，共分三段。每段换韵，开头是平声阳韵，中间是仄声御韵，末段是平声真韵。
　　“人日题诗寄草堂”，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。“遥怜故人思故乡”，“遥怜”的“怜”，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，通篇都围绕这“怜”字生发展开。“思故乡”，既是从自己说，也是从杜甫说，满目疮痍的中原，同是他们的故乡。紧接着“柳条弄色不忍见，梅花满枝空断肠”，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。春天到时，柳叶萌芽，梅花盛开，应该是令人愉悦的，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，总是容易撩动乡愁，而使人“不忍见”，一见就“断肠”，感情不能自己了。
　　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，有不平，有忧郁，又有如大海行舟、随波飘转、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，感情是复杂的。换用仄声韵，正与内容十分协调。
　　“身在南蕃无所预，心怀百忧复千虑。”“预”是参预朝政之意。当时国家多难，干戈未息，以高適的文才武略，本应参预朝廷大政，建树功业，可是偏偏远离京国，身在南蕃。尽管如此，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，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，自然是“心怀百忧复千虑”了。当时，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，即就蜀中局势而言，也并不平静，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，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。这“百忧千虑”，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。杜甫《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》：“叹我凄凄求友篇，感君郁郁匡时略”，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適这种复杂情思的。
　　“今年人日空相忆，明年人日知何处”，这意思正承百忧千虑而来，身当乱世，作客他乡，今年此时，已是相思不见，明年又在何处，哪能预料呢？此忧之深，虑之远，更说明国步艰难，有志莫申。深沉的感喟中，隐藏了内心多少的哀痛！
　　瞻望未来，深感渺茫，回顾往昔，又何尝事皆前定呢？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。“一卧东山三十春，岂知书剑老风尘。”诗人早年曾隐身“渔樵”（《封丘作》），生活虽困顿，却也闲散自适，哪会知道今天竟辜负了随身的书剑，老于宦途风尘之中呢？“龙钟还忝二千石，愧尔东西南北人！”这是说自己老迈疲癃之身，辱居刺史之位，国家多事而无所作为，内心有愧于到处飘泊流离的友人。这“愧”的内涵是丰富的，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，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。这种“愧”，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，相知之深。
　　这首诗，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，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，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，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。那抑扬变换的音调，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。象这种“直举胸情，匪傍书史”的佳作，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。
（徐永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