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诗人十七岁时在长安所作，少年之作而能戒除浮泛的雕琢，直指真情实感，确实是深知作诗的窍门。诗人的家乡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在华山之东，所以题为“忆山东兄弟”。古人以九为阳数，九月九日也就是重阳节。写节日的诗，最忌落入俗套，这首诗高明就高明在避开俗套，把握住真性情。首句就用了两个“异”字，似乎脱口而出，却别有滋味地渲染出在异乡作客的生疏不适的孤独感。从“每逢”
二字来看，加倍的孤独感不是这个节日才有，以前的诸多节日已有过。正是孤独感久受压抑，于今尤甚的情形下，诗人把凝聚在内心深处的佳节思亲情结一吐为快。由于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一语极其精警，为人人心中所有，又为人人口中所未有，千百年来也就引起广泛的共鸣。不过，前两句毕竟是直赋心源，尚须曲折变化，才能余味无穷。于是本为诗人思念兄弟，却以“遥知”二句翻转一面，化出幻觉，写兄弟为失落诗人而遗憾不已。晋朝周处《风土记》说：“以重阳相会，登山饮菊花酒，谓之登高会，又云茱萸会。”因为这个节日风俗，是采摘茱萸（zhūyú朱娱）花枝插头，此俗在唐朝很盛行，比如王昌龄有“茱萸插鬓花宜寿”，白居易有“舞鬟摆落茱萸房”，朱放有“那得更将头上发，学他年少插茱萸”之类的句子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四摘录此类诗句甚多。关键在于此诗把我思人的情绪，折射为人思我的幻觉，从中挑选出重阳登高和茱萸插头两个精心意象，展示一个颇有情趣的兄弟共乐的场面，从而把“共乐而缺一”的人生缺陷感，写得令人心颤而余味无穷了。

光明日报1999.8.4. 杨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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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王维是一位早熟的作家，少年时期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。这首诗就是他十七岁时的作品。和他后来那些富于画意、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，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。但千百年来，人们在作客他乡的情况下读这首诗，却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它的艺术力量。这种艺术力量，首先来自它的朴质、深厚和高度的艺术概括。
　　诗因重阳节思念家乡的亲人而作。王维家居蒲州（今山西永济），在华山之东，所以题称“忆山东兄弟”。写这首诗时他大概正在长安谋取功名。繁华的帝都对当时热中仕进的年轻士子虽有很大吸引力，但对一个少年游子来说，毕竟是举目无亲的“异乡”；而且越是繁华热闹，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孑无亲。第一句用了一个“独”字，两个“异”字，分量下得很足。对亲人的思念，对自己孤孑处境的感受，都凝聚在这个“独”字里面。“异乡为异客”，不过说他乡作客，但两个“异”字所造成的艺术效果，却比一般地叙说他乡作客要强烈得多。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时代，不同地域之间的风土、人情、语言、生活习惯差别很大，离开多年生活的故乡到异地去，会感到一切都陌生、不习惯，感到自己是漂浮在异地生活中的一叶浮萍。“异乡”、“异客”，正是朴质而真切地道出了这种感受。作客他乡者的思乡怀亲之情，在平日自然也是存在的，不过有时不一定是显露的，但一旦遇到某种触媒──最常见的是“佳节”──就很容易爆发出来，甚至一发而不可抑止。这就是所谓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佳节，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，而且往往和对家乡风物的许多美好记忆联结在一起，所以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就是十分自然的了。这种体验，可以说人人都有，但在王维之前，却没有任何诗人用这样朴素无华而又高度概括的诗句成功地表现过。而一经诗人道出，它就成了最能表现客中思乡感情的格言式的警句。
　　前两句，可以说是艺术创作的“直接法”。几乎不经任何迂回，而是直插核心，迅即形成高潮，出现警句。但这种写法往往使后两句难以为继，造成后劲不足。这首诗的后两句，如果顺着“佳节倍思亲”作直线式的延伸，就不免蛇足；转出新意而再形成新的高潮，也很难办到。作者采取另一种方式：紧接着感情的激流，出现一泓微波荡漾的湖面，看似平静，实则更加深沉。
　　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，登高时佩带茱萸囊，据说可以避灾。茱萸，一名越椒，一种有香气的植物。三四两句，如果只是一般化地遥想兄弟如何在重阳日登高，佩带茱萸，而自己独在异乡，不能参与，虽然也写出了佳节思亲之情，就会显得平直，缺乏新意与深情。诗人遥想的却是：“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意思是说，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时身上都佩上了茱萸，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──自己不在内。好象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，反倒是兄弟们佳节未能完全团聚；似乎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并不值得诉说，反倒是兄弟们的缺憾更须体贴。这就曲折有致，出乎常情。而这种出乎常情之处，正是它的深厚处、新警处。杜甫的《月夜》：“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”，和这两句异曲同工，而王诗似乎更不着力。
　　
（刘学锴）